谢谢主持人，各位好！我也想比较直率地谈一些看法。今年上半年的情况，我觉得刚才□□教授在数据上说的那些很明显的问题，我无力回答，我只能就一般的口径，还是按照统计局的说法来讲。但是跟□□教授刚才分析的大趋势还是一样的，就是今年是一个明显的前低后高。在疫情发生的时候就意识到，这个疫情它毕竟是个短期冲击。所以，基本面控制住以后，就是怎么处理“后高”的问题了。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最大的可能性是继续在后高的路径上去推进复苏，我觉得这个还是于不确定性中间非常明显的确定性。
在这方面我自己有一个观点，就是现在各个方面非常强调的消费潜力，当然在逻辑上是非常清楚的，一定要调动中国14亿人口、世界头号大消费市场里的潜力，而且在疫情冲击之下，救急纾困都是首先要让老百姓在消费方面能够克服困难。对应于全局的向好，这是当然必须考虑的问题。抗疫特别国债里也专门有这样的安排，相关的资金要直接下达到基层，去解决应急纾困这样的直接跟消费相关的一些问题。
但同时我感觉，我们还必须处理好把短期和中长期衔接这方面的挑战和问题。现在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是非常明显，对我们的压力，现在也非常明显，美国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升级对中国施压，带来的很多情况对我们是更不利的。香港最近的事态变化，是有它的严峻性的。另外，其他一些如逼着所有的国家选边站，压缩中国在整个发展中的空间，以及威胁着要脱钩，采取了一些很有杀伤力的局部脱钩措施，或者是宣布要采取这些动作，等等，都使我们面对的形势很有严峻性。我们不得已要扩大内需的时候，就要进一步考虑消费潜力的释放的龙头因素，其实不在消费，是在投资。怎么样用好中国投资的潜力，拉动就业和拉动消费，以及形成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消费的后劲，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大文章。现在进一步做好应急纾困的同时，我自己始终认为，中国这个有效投融资的潜力空间要充分运用，而且这个空间的运用我们现在如果进一步讨论到具体的项目上，那么这些项目几乎就是俯拾皆是，我们若干年是做不完的。很多的项目，我们必须把它从现在开始衔接未来积极做好。比如当下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老百姓的民生、也跟老百姓过日子的消费直接相关的是什么呢？是大范围的水患，南方的洪水现在是多点爆发，很有压力的事情。现在我们如果从有效投融资的选项来看，我觉得别无选择，和1998年那次大洪水之后类似：当年镕基同志下决心长期建设国债资金运用的第一项就是大江大河的治理，消除以后水患的威胁。最典型的是当时武汉那个闹得最紧张的江防地段龙王庙，1800米，扛过了那个险关之后，长期国债资金的投资马上在那个地方砸下去两个多亿（当时是天文数字），1800米做成固若金汤，当时的说法，能抗御100年一遇的水灾。今年现在看到的信息，是武汉的水情确实又非常非常有压力，但是龙王庙到现在为止传来的信息就是稳定了，不用有人上堤防去盯着了（当年是每一年的汛期，都是一个副省长必须盯在龙王庙这一段上，它扯动的是全局）。那么这一种投资对于中国长期发展的所谓“形成优质资产”的作用，镕基同志卸任的时候专门交代了一句，他说把我称为“赤字总理”，这个帽子我不接受（当然，人们对于“赤字”有一定的偏见，我们现在讲“赤字”是个中性概念），他说我们利用必要的扩张形成了一系列支撑以后几十年发展的优质资产。现在我们必须认识的问题就是，在武汉和周边的湖北这一带，由于前一轮的投资，我们稳定多了，但是其他地方呢？江西现在非常紧张，书记在一线像当年领导在龙王庙一样去盯着怎么样抗洪解决问题。还有重庆，还有四川其他很多地方，还有我们现在听到的广西等等地方，动不动都是闹水患。还有广州，已经听说多少年了，水大一点儿，街道淹没，地下车库的车辆全都被泡了。现在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得赶快在投资这个方面把中国一系列的中心城市，一系列和主要流域相关的这些中心区域做成海绵城市，这是一做要做多少年的，但是我觉得非做不可。你要走向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在这个方面我们必须做这个事情。如果说现在影响中国经济复苏的因素，咱们提的一个题目，是内部还是外部，是需求端还是供给端，当然有这样的不同角度，但合在一起，内部、外部压力的交织之下，我们抓住自己可做的事情是硬道理；需求端和供给端它们是互动的，比如我们现在借鉴当年大萧条对应的罗斯福新政里的以工代赈，我们应该动员很多我们可用的劳动力，跟着其他我们什么都不缺的要素，钢材、建材、水泥，各种设备等等，投入大江大河治理，加快建设海绵城市的集群，加快整个流域的防水患能力的升级。把我们这样的一些投资做起来它跟着是什么呢？过去的经验，马上带出40%左右工薪收入带来的消费。以工代赈又是救济我们低端的这些最困难的社会成员、摆脱他们困境的一个非常好的结合，是需求端、供给端合在一起的一个调动中国潜力我觉得非抓不可的事情。这只是一个例子。如果从海绵城市建设来说，北京是不是还得继续做？显然也是这样的。我们其他类似的国内100多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或者中型城市，全中国一百多个，结合着海绵城市建设，还必须做的是轨道交通网，以及必须做的是综合管廊，都是天文数字投资要往下砸，但是中国的现代化后发优势这里面，就包含着已经看清楚了的这一视角：我们要把中国还很少走到世界前沿的东西扩大的话，除了现在终于把三百多公里时速的高铁推到世界前沿的领先水平了（以后会不会被人家的管道高铁反超那另论），我们现在在基本的城镇现代化、城乡一体化建设，我觉得也要瞄准世界上最高的水平。现在以投资拉动整个局面有发展的后劲儿，有升级发展的保障条件，我觉得是要抓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相关的资金配套上，政府资金是有限的，一定要用中国已经有的经验，就是很多这样的工程可以纳入新老基建的结合，连片开发，用PPP的创新机制，以政府的一些高水平规划罩着所有这些项目，结合在一起把这个事情处理好。这个机制内在的优势就是所谓四两拨千斤，我们少量的资金发挥乘数放大效应，调动民间资本的潜力，而且做这个PPP，一个一个项目它天然就是混合所有制，天然就是政府不想一股独大，没有任何的刺激因素使政府方面让它自己的股权或者它拉来的国有股唱主角让它一股独大，这是在现在非常错综复杂地推进中国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间一个最值得我们减少摩擦系数把它做成气候的一个切入点。我觉得这个方面还是非常值得引起重视。把这样一种局面进一步往下纳入今年下半年的后高，和未来的明后年的复苏，乃至再往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保持一个必要的保障速度等等，是顺理成章一体化的。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可探讨之处。我是觉得应始终抓住我们中国的潜力，它总体来说本原的是消费需求的潜力，但是使消费需求潜力真正如愿地可持续，能够通过就业、通过老百姓收入不断增长达到我们这样一个支持长期发展的意愿的话，一定要抓好有效投融资和相关的机制创新、政府改革。政府在这方面我们很多东西说起来是非常冠冕堂皇的，但是了解一些实际情况以后，又听到一些令人感觉很遗憾的事情。
昨天我参加一些企业界朋友们的讨论，他们就说到，其实中国现在我们的一些企业里掌握着世界最领先的超过LED的节能技术，但是在中国推不开，因为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的阻碍和政府实际上对于这种既得利益协调以后的平衡状态。国内市场居然就不能使这个更高的升级换代的产品突破阻碍以后真正让它运用起来，非常令人遗撼。它这个节能的效果粗粗算下来，一年在中国至少是省出一个三峡整年的发电量，只多不少，能够达到这样的节能效果。还有类似其他的，比如超级Wifi，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是非常明显的，但也是种种阻碍。时间关系我不展开说。听了以后非常遗憾。
这里面政府发挥作用怎么样进一步按前面专家已经说到的，□□一开始就点题的以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空间？要使我们的投资、消费的潜力综合起来，不要简单把对它们的支持政策看成互相排斥的，应把它们形成一个互动的良性循环。跟着制度创新龙头，我们把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空间充分打开以后，潜力的释放是应该能够支持中国往前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这方面抓紧时间讲几个我觉得应该说到的实际障碍。
在实际生活中，按照中央说的创新发展第一动力往前走的话，我们在执行系统里确有一些已有专家提到的懒政，为官不为，也是总理批评多次的现象。现在我们观察，又有明显的例子：疫情来了以后，当时是没有办法，一刀切，叫做所有野生动物一律不许再养殖。其实在实际生活中，现在大家定定神以后，应该赶快有个弹性空间，要作一些必要的政策优化调整。工商联那边说了，这个野生动物的养殖涉及的很多都是我们草根层面的、包括大量在农村开始进入产业低端的创业创新者，养貂的，养蛇的，养竹鼠的（比如全中国养竹鼠的就有20万户），现在一刀切，这些人真是叫天不应，呼地不灵，有的是把一家、或者亲戚朋友求过来以后，所有凑成的钱放在这个养殖业里，现在就是面临绝境。那么是不是能够在这方面松动一些，有些判断后允许人家先继续养着，不能都统统地杀灭。现在看不出来养貂养蛇养竹鼠跟这个疫情有什么关系，有些事情还是现在没有定论的，包括不少这类动物，也包括不是野生动物的三文鱼，现在没法认定跟疫情有关。我们的政府管理制度在这方面应该有一定的弹性空间。至于说养牛蛙等等的，这么几十年吃下来了，你怎么现在一下子把它通通弄成野生动物封死呢？我们政府管理在这方面的问题，还是非常明显的。
再一个例子，我们现在看到在后来东北发生疫情和北京突发疫情以后，跟上的有对干部撤职这样的处理。我总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前面SARS疫情里，卫生部长和北京的市长受到处理，后来新冠疫情发生后武汉、湖北两层的书记受到处理，跟着的是老百姓都认为处理得有道理的瞒报拖延问题。东北这个东西是输入型的，谁能算的出来？没有听说有任何的瞒报和拖延。北京新发地到底怎么回事儿现在说不清楚，但是疫情突发的事件，算命先生都算不出来的，你说他这里有瞒报吗？有拖延吗？没有听到任何这方面的信息，为什么非得撤干部？撤了干部以后造成什么呢？寒蝉效应，让其他所有地方的干部轻易不敢在这方面有点什么自己的弹性掌握，就是极力表现严防死守，形式主义地走极端。在各个地方现在对北京出去的人，很多还都掌握着你必须带什么核酸检验，只管七天，都以这样的方式，实际上阻碍了很多有弹性的情况下应该有的要素流动和经济社会合理的后高轨道上的恢复过程。这种事情举一反三，在我们现在的执行系统里，怎么样从中央国务院两次发文的破除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入手先解决问题？实际上跟我们政绩考核，还有实事求是态度里面的允许给出一定弹性去合理权衡掌握各个相关因素以后，发挥一线内在积极性，是一套制度安排和我们执政哲理影响着的官员心态和工作状态问题。很遗憾，我们现在总体来说，过多的还是这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表现出的那种交差主义，就是我保着自己的官帽子不出问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中国的复苏过程受到这样的不良因素影响，我们会损失很多的潜力释放。我总觉得在这个方面，还是要回到中央基本的以制度创新作为创新发展的龙头因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上，首先是要继续完成我们的自我革命，政府体系之内现在有这么多的好的概念和说法，怎么落实？把这些要坚定不移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地贯彻到我们这个复苏过程中。
我先说这些不成熟的想法。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