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在2020中国城市运营论坛上的发言（2020,12.25）。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孔丹理事长等到会的领导，尊敬的各位到会的专家、嘉宾，大家好！感谢论坛的邀请，我借这个机会把自己在研究中间关于后疫情加新经济时代的健康产业发展这方面的一些粗浅认识，做个汇报，请各位批评指正。
想从四个层面来谈谈基本认识。第一是基本的背景情况和矛盾的凸显。如果说做一个粗线条的判断，我认为可以讲中国在主要的大国中，已经率先开启了所谓后疫情时代——就是从基本控制疫情到完全战胜新冠病毒而使社会永续发展。这个阶段如果从武汉解封开始，我认为就可以划分出来了。我国虽然现在还看到一些零星的疫情在不断地困扰社会生活，但是我们现在毕竟有相当大的把握做决定性的局面控制。那么在这个从基本做到控制、到未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像消灭天花病毒的威胁一样消灭新冠病毒的威胁，现在还是未知之数，然而不确定性的旁边还是有一些确定性的，比如说我现在观察，如果从谨慎乐观的视角看，即将开始的2021年到2022年，从防病的疫苗这个角度看，可以得到较普遍的应用，从治病的一些有效药物和护理经验的水平提升来说，可以把死亡率进一步压低。中国大陆已经有半年多没有再发生一例因病死亡的案例了。美国虽然闹得非常凶，但它那里的死亡率是已经从高峰期的7%压到了3%左右。那么我们中国在这方面既然走在了大国防控疫情的前面，在后疫情时代，我们要义无反顾拥抱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时代，要得到科技创新对于我们整个防控疫情和经济社会推进现代化的支撑。
在这个背景之下，健康产业的强烈的社会需求，会进一步凸显，它的有声有色的大发展应该讲是方兴未艾。另外，相关的矛盾我认为也正明显地在现实生活中间凸显出来。一方面，不期而至的疫情是大大强化了社会成员的生命健康意识，激发着的健康的要求客观地需要和产业对接。另外一方面，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使国人的需求升级，明显表现为消费的热点和重点，已经从一开始要解决温饱的“吃穿用”，升级为后来大家越来越多的“住行学”，即要解决住房、出行、旅游，还有人力资本培育方面的学习、培训，再进而又升级为现在的“医养娱”，即要有更高水平的医疗，更好的养生、养老，还有生活中间需要更有艺术情趣和更好的娱乐。在这个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升级视角上看，中央已经给出了一个总体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判断，就是我们必须通过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主线上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使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得到化解。这是中央针对社会主要矛盾而统领全局的解决矛盾的基本思想指导。这在实际生活中的紧迫性，也更多地体现在要解决健康产业领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和有效供给的不充分问题。
我感觉所谓不充分，在哲理上讲永远存在，关键是中国现在突出的矛盾问题，是这个不充分是由不平衡结构问题为矛盾主要方面引出来，形成了挑战。当然，要说起来也相当复杂，比如说我前面讲到的这个健康产业，它并不能够覆盖所有关于健康方面的有效供给——有些是非产业的部分，但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的，还是更多侧重于当市场经济环境之下“托底”的非市场的部分如果能够把它托到位，那么在托底以上部分的产业发展，是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所以，第二个层次我要讲讲健康产业这个发展格局和优化方面初步的认识。
在自己的知识结构里并不具备多少发言权，但我要试着谈一下自己的不成熟看法。健康产业我认为是当下中国不多的短缺经济领域之一——改革开放这么几十年走下来，我们总体上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但仍可看到现象上的一些纠结：中国老百姓所要求的“医养娱”，首先这个医疗有一个前端的预防（防病）和疾病早期发现这种迫切要求，所以“体检”得到很大发展仍供不应求，在这些年早已经有产业化的特征，其实在这个领域里我观察，也有所谓的“寡头垄断”现象，有几个成名的体检系统，你到现场去看到的，就是拥堵、短缺，如要想在网上预约，得等20天，甚至一个月。这种体检的供给能力在提升，但却跟不上社会需求，而且现在还主要是体现在城镇区域。其实，农村区域决不是没有这种需求，主要是有效供给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层次上。要说十四亿国人里现在能到慈铭、爱康的现场去接受这种系统体检的，其实还是少数，以后还要对更多的人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条件。
医疗适度产业化的探索如说到“治病”概念下的“医改”，那就更令人纠结了。这个全世界的医改难题，在中国到底怎么样把它处理好，虽已有几十年的探索，有很多模式和经验，但现在并没有我们可以说已成熟的模式，还要继续去探索，还要继续去克服现在看到的“就医难”、“看病贵”等这样的问题。中国高水平医疗的短缺，这个情况是不容讳言的：老百姓现在在治病的时候，碰到的基本情况就是口碑好的医疗机构要排长队，不得已要托黄牛、二道贩子去解决挂号的问题。还有现实生活中间由此产生的相关治理上面的挑战——怎么样能够减少一些没有挂号经验的人被这种黄牛的盘剥。我们在“国外替代”这方面也看到了，不得已，有条件的人就只好到国外去寻求就医。国内也有一些“强制替代”，在挂号的场合会有很多人游说，你这边号排不上，干脆到我们那儿去，我们那里有什么神医，有什么特别的解决办法，有什么妙方诀窍…网上更是有很多的骗子。这些情况都是现象上的纠结。那么从适应社会需求和民众诉求的优化要领来看，我想提这么几点认识，认为值得进一步去探讨：
一个是在发展中间，我们还是得承认，讨论健康产业的前提是有一个托底，即非市场机制为主的托底，政府要牵头把它做好，就是最弱势的群体他们也应该有基本医疗保障，在“托底”这个基础之上，则要有健康适度的医养的市场化。我不赞成有的极端化观点——整个医疗就是国家包起来就对了，国家把别的事情减少一点，出钱把整个医疗系统都做到全民免费医疗，那不就是美好生活嘛——这想得恐怕太简单化了。实际上这里面还不是简单的国家有多少公共资源可用的问题，还必然要涉及这个机制是不是一个健康的、可持续的机制的问题。比如神木，我了解的一些情况，就是在神木的全民免费医疗，它确实有某种公共服务升级的引领意义和作用，但是后面跟着的小病大养、住院不肯出等矛盾怎么解决？如把这类矛盾放大到全国，这个机制不是好的机制，在肯定它的取向有可取之处的同时，还必须考虑这个机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所以，还是要有适度的医养市场化——在产业概念上，它就会有一种权责利的机制来约束——又有激励又有约束，还是要跟市场兼容和对接。
另外第二个观点，是要处理好有节制和低比重的医养官场化。按我的说法，任何经济体在医养方面，不可能没有一些官场化。你看看英国首相、美国总统得了病以后，得到的是什么医疗待遇？那就是官场的配套条件，得承认还必须有这样的条件。但中国这方面我们要解决的，是怎么样合理节制，有些体制内的同志退下来以后，比较直率地抨击的过多医疗资源用到了体制内高端人员的医护上面，那么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好？并不是完全取消官场化，但是它需要有节制，需要有合理的低比重。
第三个观点，是要推进有内生动力的医养健康产业的专业化和高水平化。我觉得在这个领域里不必讳言，既然对接市场机制，就有一定的竞争，竞争会有内在的动力，让大家在提高专业化水平方面实际上去对接到信息里可知的最高水准。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全球化的情况，国外的信息也是一种很好的引领，我们自己内部应该有一种健康向上的机制，有一种所有的医护人员在医疗和护理方面、还有养生养老产业里从业的这些人员在服务方面，怎样提高专业化水平的内在动机和这种动机的可持续。
第四个观点，在中国积极促进医养和健康产业的发展，一定要对接到中国必须走通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或者理解为城乡要一体化、互补化。从实际的客观条件看，也有这样的物质上的一些必要性——我们现在很多的医疗、养生场景并不限于城镇区域了，特别是康养，很多是在农村区域，在生态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很好对接。
第三个层面我简单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健康产业发展要插上高新科技和数字经济的翅膀。最新我听到一些案例，当然也只是自己作为外行听到的一些具体的、有印象的事情。一个是5G应用场景之一的远程医疗高端手术，现在已经有具体的案例，是相当成功的。时延仅1毫秒，那等于就是同步可以做。高水平的医生，几千公里之外来完成过去认为在偏远一点的地方完全无可能做的这种手术，当然，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另外，有大数据分析支持的医养专业水平，提升了这方面很多现在有可能性或已看到冒头的对于特定疾病、特定人群所形成的特定方案。可以在大数据的基础之上，锁定具体到这个人的基于一系列数据分析以后的所谓最佳方案，或者说至少是次优方案，这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实际水平提升，是由数据分析支持达到的新的境界。还有，就是看到似乎可能有突破性的植入芯片的医疗、康复、养护的新模式和新境界。比如原来有些残疾人，现在用这种植入芯片等方式，可以在原来不可想象的情况之下，恢复他的一些功能，造福于这些原来无告的人群，现在这种最新科技的贡献，当然就非常值得称道。
再接着说，我觉得支撑这种最新进展的科技手段，一定要连接到中央现在特别强调的有效投融资。所谓“两新一重”，以新基建打头，“两新一重”的建设和健康产业数字化的结合，是从新基建入手，将会使我们国家的数字中心、人工智能中心、5G、产业互联网等等的硬件支撑上台阶，进而可以使我们的研发和运行更进步。不必讳言，这个数字经济时代是硅谷引领潮流的，我们虽然现在有一些数字经济的头部企业做得有声有色，但是原创技术是跟随人家的。我们的新基建如果做得好，在若干年内是不是有可能在中国支持着研发投入跟上来，技术、软件原创的一些东西，也可能在中国会出现。这是要特别值得我们去努力争取的。新基建就是一个底座，是一个基础设施的体系，这样支撑我们在数字经济时代争取站上几个制高点。当然，它也要支持整个全局里的数字经济体系的运行。
那么下一个视角，就是新型城镇化，可以使我们的医养小镇、医养园区、健康产业开发区等等，得到蓬勃发展。所谓“城乡一体化”这个概念，意味着不是只把眼光一下聚焦、投射到大城市和中心城市，也可以在中小城镇及周边乡村这个范围和视野之内，做很多连片开发或者综合开发的事情，以中心区对接乡村这个腹地，也在这个方面可以相得益彰。
再有第三个视角，就是传统基建的架桥修路、各种公用设施、水系整治、绿化带建设等等，与健康产业、医养区域的开发，会形成良性互动和综合配套。在这个视角上，还有我在研究领域里很看重的政策性融资，这在健康产业发展中也不可或缺。比如我认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机制创新，它就是有浓厚的政策色彩，它做的事情，是过去早就知道应当政府牵头要做的准公共产品概念之下的这些相关基础设施，但是因为多少可以跟市场兼容和对接，就打开了这个新天地，政府少出钱，而把更多的资金由体外的非政府企业主体调动了积极性以后来筹集，合在一起，是以伙伴关系的方式形成政府、企业和专业机构“1+1+1>3”的这种绩效提升机制，既是融资模式创新，又是管理模式创新，合在一起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取向的治理模式创新。它显然是要跟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有机结合的——我们很多的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引导的重点，要体现在PPP的项目建设中。这在中国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就是我们作为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团队特别看重的“守正出奇”，这个概念我觉得跟中央所说的“守正创新”就是对接在一起的了。守市场经济之正，还要知道市场它有缺陷、有失灵的部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要在常规发展的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机制上面，合理地加上创新出奇、支撑超常规发展这样我们的特色，和我们所由此形成的追赶发达经济体的可持续的势头。现在我国的经济增长调整到中高速，在大的经济体里仍然是高速，我们如果能在5-6%的中高速区间运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会继续明显缩小和头号强国美国的距离，而且最终在总量上先超过它。美国最理想的速度充其量接近3%，不可能再高了，这个已经被大量经验数据证明。我们如处理得好，“新常态”由新入常，在中高速的平台上，关键就是要质量提升，而守正出奇这里面更多的是要通过结构优化在保障速度为中高速的这个状态下，更好地使结构优化带出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这里面的数字经济创新的龙头作用，我认为怎么估计可能都不过高，一定要跟上硅谷打开的这个潮流，把我们这个事情紧抓不放。高端芯片，我知道在孔丹理事长的指导之下已经有过讨论，我也非常赞成：这种高端的芯片如果说在数字经济领域发展中是我们被“卡脖子”的方面，那么现在看得非常清楚，只有“华山一条路”了，必须用“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要丢掉一切幻想，不管是五年还是六年还是八年，这个关口是一定要攻破的。
这样的一些考虑之后，最后第四层次谈一下健康产业发展和需求侧改革相联结方面的初步看法。12月11日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要求：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效能。我的理解，这个中央提出的“需求侧改革”，是和我们继续扩大内需、释放需求潜力、注重内循环为主体相关的一种制度安排的优化变革，它的关键就在于紧跟着说的“打通堵点”，而且它也绝对不是有人说的所谓风向变了，从供给侧改革改为需求侧改革了，因为中央前面说得明白，是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把需求侧改革也体现在中央所要求的系统性思维里，这样在新的统筹协调高质量发展时期，要更多注重以系统论思维来指导我们的全局工作。这个需求侧改革和健康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我觉得还是要以消除堵点为关键来考虑，至少有如下三个角度，也就是和过去所说的需求总量可以先结构化到三个视角上，就是消费、投资和进出口里形成的净出口，这形成一个所谓动力机制。关于“这三驾马车”的动力机制，我们新供给经济学是强调光讲需求没说完，对这个已经结构化的三驾马车的认知、处理，必须延伸，推到供给侧去处理好、解决好更复杂的整个供给体系结构优化的问题。
那么从需求侧的视角来看，和健康产业相关的改革，首先是要消除医疗保健、养生养老相关的消费需求的堵点，比如一大突出的问题，是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而降低预防性储蓄倾向。这方面的制度建设，当然就涉及到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托好底，而且使中产阶层也减少焦虑，使老百姓在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当期更敢花钱，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这就涉及消除堵点非常重要的相关制度安排了。当然，还要同时有托底的事情，抚恤、救济、弱势群体的低保，都是在托底这个层面首先要解决好的。
第二就是消除和健康产业发展相关的投资需求的堵点，对接有效投融资的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这涉及在我们中信系统之下我知道过去林竹总已非常强调、我也高度认同的“规划先行、多规合一”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因为要看清楚在国土开发、不动产开发这个领域里，绝对不是可以依靠微观的、基层的主体以试错来形成所谓结构优化的，现代经济反复证明这种国土开发、不动产开发一旦开始的布局错了，你要再纠错，成本极高，甚至基本不可能。所谓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就要首先体现在中国能不能在全球形成更高水平的规划先行、多规合一这种要政府牵头做出的顶层设计。跟着已形成的很多概念，显然都无法回避，比如说在中国的海绵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建设，还有综合管廊等国家已经强调的建设，它们需要标准化的系统，需要有关方面使之对接到可操作。我曾经建议，现在国家管理部门应该作出一种硬性的规定，根据专业化标准体系，所有新建的区域，必须按照综合管廊来做，哪怕投资要上去很大一部分，多增加一块，但这是国家长远发展、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中必须把它规定下来的事情。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据我所知，好像仍然没有什么清晰的国家管理部门的态度。海绵城市也是这个道理——海绵城市实际上跟综合管廊是必然联系在一体的，这个表面看主要都在地下的体系，它既需要是海绵城市的，又需要是设综合管廊的，必须是以规划先行、多规合一来解决的问题。把这个事情解决好了，堵点消除了，有效投融资的需求会非常明显地涌现出来。还有PPP的规范化。2014年以后、克强总理多次督办，两大部门已经把这个事情推到了高潮，以后合乎逻辑地往下稳一稳，现在又特别迫切地有需要把PPP推到新一轮更健康发展的状态。我觉得它的所谓规范化，就是法治化、专业化、阳光化。很遗憾，这个法治化到现在为止，一再拖期，早早就说要有《PPP法》，后来发现两大部门在一些基本概念上谈不拢，退而求其次说出条例，已经说了几年的“年底之前一定出条例”，到现在为止也没能出来。这也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至少要有一个从红头文件上升到条例的更规范的法治化环境，这样才能解除企业这方面的很多疑虑。现在也可以看到，很多地方政府失信，也是企业方面顾虑重重的一个现实问题。
当然，我知道中信系统下面，我们已经有PPP这方面非常好的大手笔，我曾专门调研过在汕头做的168平方公里连片开发，这种大手笔在中国太宝贵了，我认为一定要配上法治化、专业化和阳光化这些机制，它一定使我们投融资的有效需求消除堵点以后，更好地体现出来。
最后一条，就是在外贸方面，显然我们要消除与医养和健康产业相关的外贸出口需求的堵点，要使双循环更好相互促进，以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来按照中央的意图落实到运行层面。比如这涉及外向型的医养园区的规划，我听说在博鳌那边就要有外交医养园区，又可把它嵌入打造全球最大体量的自由贸易港，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合。但是这方面的规划水平如何？规划得好，这个方面的双循环需求的互动会跟着活跃起来。还有就是出口这方面的信息服务，行业协会和贸易商会穿针引线的协调机制等等，我们已有一些初步的经验，但是一定还要把它进一步总结好和把这些经验推广、运用好。
这些不成熟的看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